Show me the way to the past...*红头巾*

Thursday, August 20, 2009

~ Thursday, August 20, 2009 ~

红头巾
是新加坡早年对在当地做建筑粗工的三水县籍华侨妇女的一种称谓。
在那时，三水妇女一般都身着蓝衬衣黑裤子，脚穿用旧轮胎作底的凉鞋，而头上戴的则是鲜艳的红头巾。这种头巾很特别，它是用一块浆硬了的红布折成的方帽，因而具有遮阳挡雨和防止粉尘玷污发髻的实用功能。同在工地的珠江三角洲的华侨妇女也有戴头巾的习惯。头巾颜色实为籍贯的标志，也有蓝色或其他颜色的。据说三水妇女则偏爱象征吉祥的红色。

广东三水县地处广州与肇庆之间，因西江、北江和绥江这三江汇合而得名。不过在旧中国，由于政治腐败，战乱连连，水利失修，这三江的流水给当地人民带来的不是福祉，而是灾难。每当江河横溢、洪水泛滥时，百姓为了活命，只好背井离乡到海外谋生。从民国初年至抗日战争前夕，仅在新加坡打工的三水妇女就有一万多人。

在新加坡，三水妇女多聚居在牛车水区的豆腐街。由于她们来自农村，没有文化，所以除部分到胶厂当杂工外，大多戴上红头巾到建筑工地，做些和洋灰、挑砖块、搬木料的粗活。每天早出晚归，工作在10小时以上，日工资少的时候仅五六角钱，多的时候也只有十一二元左右。红头巾过去流传着一首《叹命歌》，其中便有“十个过洋，九个苦命”，“到了南洋六个月，不思茶饭半年长”的句子。这便是她们当时在异国他乡艰难生活的真实写照。

外出打工的红头巾，不仅用自己的血汗钱养活了家乡的老小，而且默默地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新加坡是海外唯一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长期以来，那里的华人与马来人、印度人和睦相处，并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把400多年前一个小鱼村建成世界著名的商业和航运中心之一。如果说新加坡是个国际大舞台，无数精英在上面演出了一幕幕令世人惊叹的话剧，那么像红头巾这样的劳动阶级，就是这个舞台的基础了，因为新加坡高楼大厦的一砖一瓦，都渗透着她们的汗水。

　　尽管今天红头巾早已变为历史的陈迹，但新加坡人民对过去那段历史并未忘记。1986年在庆祝新加坡三水会馆成立100周年的活动中，有多项涉及红头巾：4月间，新加坡摄影家举办“红头巾生活照展览”，5月间，新加坡电影局向全国播放26集连续剧《红头巾》。此外，还在圣淘沙的博物馆内，塑造了一尊红头巾的蜡像。对海外华人妇女的作用如此重视，实属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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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5年大批逃亡海外

三水县位于珠江三角洲，地当西江、北江和绥江会合处，土壤肥沃、渔产丰富。不幸的是由于水利失修，三江一旦泛滥，三水受害最深，房屋和农田都被淹没了，特别是1915年连绵两个半月的大雨，三水到处决堤，乡民溺死，米粮断市，那是三水人大批逃亡海外的一年。

三水会馆永久名誉会长何文忠说，三水人还有一个特别现象，就是女人纷纷出洋，很多男人则留在家乡，因此南来的三水人以妇女居多。这些妇女在乡下干的是耕田、砍柴等粗活，体力好又吃得了苦，担泥挑土的工作她们最能胜任，所以到南洋后，大都成了从事建筑工作的“红头巾”。

跟顺德妇女不同，明知婚姻不一定能摆脱苦难，相反的可能是另一重苦难的开始，三水妇女还是早早就出嫁，因为不嫁将被娘家村里的人看不起，即使未婚，家乡已有婚配的女子，到南洋后也要以“生鸡（公鸡）拜堂”完婚，所以绝大多数红头巾都是已婚妇女。这些已婚的红头巾都是无法在夫家生活下去而出洋的。

南来的辛酸往事

卢亚桂说，她15岁结婚，丈夫是家中长子，家婆向人借了500大元娶她过门。为了替家婆还债，卢亚桂替人耕田，每天工钱两角，但家里的经济情况一直没有好转，米缸常常空空如也。后来听说到新加坡当红头巾一天有六角钱工钱，她没多想就来了。　　另一名受访者，现年94岁的梁雪梅，17岁南来，她的情况比较特殊，她是跟丈夫一起过番的，后来丈夫却娶了二奶，所以婚姻生活一样不美满。　　还有一些三水妇女，是为了挣脱自己不喜欢的男人而南渡的，一些则是丈夫早逝，生活没了依靠不得不南来。不管什么原因离乡背井，这些三水妇女南来后并没获得真正的解脱。在传统家庭价值观的影响下，她们不断的为夫家，甚至为娘家，任劳任怨，埋头工作至年老力衰。　　头包红巾，身穿蓝色粗布上衣、黑色粗布长裤，脚穿旧轮胎外皮裁的拖鞋，用一根扁担挑着沙石、砖块，在工地上攀高爬低，从清晨7点忙到傍晚5点。　　李雁玲说，她们的工作并不难，两天就能上手了，要命的是那些重甸甸的沙石和砖块，初入行者都要承受肩膀被压得瘀青、损伤的痛苦。

省吃俭用寄钱回乡

战前红头巾的工钱一天六角，为了能多寄些钱回家，红头巾省吃俭用。卢亚桂说：“我们天天走一两个小时的路去工地开工，就为了省下五分钱车资，五分钱就是一餐饭的菜钱哪！”　　曾是红头巾养女的三水会馆财政蒋翠英说，小时候她的姨妈每天都手提木屐，赤脚走路去开工，她很奇怪，姨妈告诉她，这样木屐才不易磨薄。那是1950年代，钉一双木屐三角钱。　　红头巾的一餐非常简单，一块腐乳或两粒榄角配白饭，甚至咖啡捞饭（咖啡泡在饭中）也可以当一餐。　　红头巾睡的是一大间房间，跟估俚房一样，房里是一排排的床位。1930年代一个床位每月1元，1950年代则提高到5元。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再也没有三水妇女南来谋生了。目前仍健在的红头巾几乎都是战前南来的，如今她们都已是八九十岁的老人家了。　　1980年代开始，大部分红头巾已步入老年，开始大批退出劳动队伍。她们一部分回返三水老家，有的与子女同住，有的则住在安老院里。曾多次带团访问三水的蒋翠英说，不是每个回乡的红头巾都能安享晚年。据她了解，一些红头巾带着一生的积蓄回到老家，供晚辈买田、买地、盖房子。钱花光后，就是另一段苦难的开始，晚景凄凉。　　蒋翠英的一个回乡的姨妈，就窝在一个阴暗潮湿的局促小房子里，睡觉、煮饭、上厕所都同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她的姨妈其余家人却住在一所新盖的房子里。从前过年很节俭　　年纪较轻的红头巾李雁玲（69岁）说：“我们当红头巾那时，过年跟平日一样，最多是花几角钱买点烧肉吃或者煮点汤水喝就算了，很少买整只鸡来吃的，除夕是这样，元宵也一样。现在就好多了，也比较舍得吃。”　　那时，每逢农历新年初一到初三，红头巾都休假，这也是红头巾一年里唯一不必做工的日子。88岁的卢亚桂说：“我们就利用这三天缝制新衣，让自己有一件好点的衣服，至少是一套没有补丁的衫裤。”　　现在日子虽比从前好，但李雁玲和卢亚桂都没有新年穿新衣的习惯，照旧是一件比较好的衣服就可把一个新年打发掉。亲人都不在身边，新年对她们来说，并没有特别的意义。

红头巾今日安享晚年

住在安老院里的红头巾处境又如何？94岁的卢亚25年前带了一万多元回乡，住进芦苞镇的芦苞敬老院，敬老院按月从她的银行户头中提取所需费用。十多年前回乡的红头巾，若无儿无女则可免费入住敬老院。　　去年尾，蒋翠英到芦苞敬老院探访卢亚二。蒋翠英说，卢亚二的精神很好，健康还行，看来生活得很不错。　　选择留在新加坡的红头巾也不少。从前红头巾都在豆腐街、长泰街、松柏街、余东璇街和海山街一带落脚，其中豆腐街最集中，工地工头需要工人，三水人要找工作都会到豆腐街去。豆腐街拆除时，留下来的红头巾大部分搬迁到红山组屋区去。　　蒋翠英说，今天留在新加坡的红头巾约有30人，独居的有20人左右，其中几个在老人院安老，其余约10人则跟子孙同住，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蒋翠英的家婆便是当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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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头巾”是对上世纪前期到新加坡做建筑小工的女人的称呼，由于她们都是戴红色的头巾而得名。

7月23日，新加坡民族文化馆馆长陈来华、华侨大学华侨华人资料中心主任许金顶博士等在广东省侨务办和佛山市三水区侨务局等领导的陪同下，到三水大塘镇永平村委会赤珠岗下社村探访了现年98岁的红头巾——黄苏妹老人。

在黄苏妹老人家中，从事红头巾研究工作多年的陈来华、许金顶两位学者与黄苏妹老人亲切交谈，详细了解黄苏妹老人的经历。在交谈中，在新加坡长大的陈来华馆长再三对黄苏妹等红头巾为新加坡发展建设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并勉励黄苏妹老人要好好保重身体，把坚韧、吃苦耐劳、乐观上进红头巾精神传给所有的炎黄子孙。

现年98岁的黄苏妹老人是目前三水有据可查的唯一一位最长寿的红头巾，她1935年到新加坡从事劳务工作，1946年回国。

一条红色的头巾，看似普通却并不平常。它曾在多少位妇女头上由鲜艳的红色变成了泛白的粉色。如今，对它有切身记忆的人几乎都走了，留给世人的不单单是一幅幅传奇，也是一种值得品味的精神文化。

上周，红头巾的传奇终于走进了《佛山记忆》。由故事拍摄组提供信息，记者在三水大塘永平村委会赤珠岗村上社找到了目前唯一一位“红头巾”——98岁的黄苏妹。

24岁结伴下南洋赚口粮

据说，上世纪80年代之后，部分原先住在新加坡的红头巾陆续回到了三水定居，大约有200多人。如今，在世的只有黄苏妹一名红头巾了。这位98岁的老人向记者讲述自己的“红头巾的日子”时显得精神抖擞，记忆清晰，口齿伶俐，中气十足。

黄苏妹是1935年去了新加坡。按年岁算，她那时才24岁，正怀胎7月。之前她已经生有一女儿，但由于家里实在贫穷，毅然在怀第二胎时与村中四五位姐妹，坐船去了新加坡。

颠簸7天7夜后才到达新加坡港口。虽然初到异乡，人生地不熟，但很快便开始接活干。那时候，女人们主要在建筑工地打小工，每天的工资是7毛钱。工作很辛苦，就算是生病也没有得休息。
由于生活太奔波，而且攒的不多，每月还要往三水婆家里寄钱。所以每个红头巾几乎都是自己做饭吃，为了省钱谁也舍不得吃，只是想着多寄些钱回老家，大部分女人营养不良。
　　

4楼摔下竟大命不死
　　

“建筑工头大多数是福建人，不过对人很好，不会欺负我们。”黄苏妹说。做完了一单工程，红头巾们便会聚集在特定一个地方，等待工头来通知开工。她们那时候经常辗转在新加城的大埠(音)、牛车水等地方，为了多攒点钱，每个红头巾都拼命干活。而黄苏妹又是干活高手中的高手。“当时我好能干，做得又快又好。”她一脸自豪。

据说，一般妇女都不愿意跳下泥坑去干活，黄苏妹就不怕，每次都是带头跳。有一次，跳下泥坑干活时，一枚铁钉勾住了她戴在手指上的戒指，生生地拉断了她左手的无名指。其实，勾断手指还是小事，据黄苏妹回忆，不知道有多少次是从建筑楼上摔下来的。最危险也是最幸运的一次是，她正好在4楼干活，不小心从上面摔下来，整个身体重重摔在地上，所有人都以为她会死的。但没想到，去医院经过检查，医生说只是摔伤外皮，没大事。有人说她是天生“猫命”，但黄苏妹却说“辛苦命无会咁快死”。

每个月往家寄钱的时候，黄苏妹都会同时捎一封信。虽然让人代写信，一次就得支付1元钱，比一天的工钱还多，但黄苏妹觉得能定期向家人告平安很值得。

黄苏妹回三水后生下两个儿子。儿子长大后都被送去参军，目前都住在西南城区，儿子们都让她去城里住，但她却愿意住在乡下，老屋虽然残旧，但住在村里习惯兼自由。她经常和邻居们一起到一公里外的菜市场买菜，回来自己做饭，一般是一肉一菜，可谓颐养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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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感想
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幸运能生在这么好的环境,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红头巾离乡背井来到新加坡，每天都要工作，才能得到一点点的钱。我们因该要懂得感恩，也要懂得珍惜所有的一切，不要失去一切才来后悔。为了纪念他们对新加坡的建筑物的功劳，我们可以做一个红头巾的钥匙串纪念他们。